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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县长这个官》作者张加春:用行动记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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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张加春所著《县长这个官》一书已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独家专访《县长这个官》作者张加春:用行动记录时代

  县长是什么样的官,怎样做官,做成什么样的官。贵州省黔南州政协副主席张加春,打过工、当过兵、打过仗、当过记者、管过宣传,曾在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任职县长。七年的任职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作者任职县长的时期正是贵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式发展的时期。如何决策,如何融资,如何征地,如何跑项目,如何把握政策,如何处置突发事件,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尤其是与县委书记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都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不仅是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县长写自己任职经历的书,也是一本反映三都、黔南、贵州发展变化的书,读后十分感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还专门为该书作序言推荐。

  日前,该书作者张加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独家专访《县长这个官》作者张加春:用行动记录时代

  一个民族贫困县折射的发展缩影
  刘学文:据我所知,写基层书记的书不少,写县长的书并不多见。作为一个在民族地区任职7年的县长,您以独特方式将自己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很多读者都很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
  张加春:贵州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让我想写的冲动。如果有人问,你对贵州的印象是什么?要是过去肯定是“落后边远贫困”六个字,贵州事实上已深深被这六个字所刻印,落后边远贫困已成为贵州的标签。然而,当那么一天贵州突然第一个率先在西部实现县县通高速时,经济发展速度多年在全国一路走高时,人们这才惊呼,为什么是贵州?贵州怎么出现了一皮黑马?有人在惊呼的同时,不断前来探寻,都想知道发展的密码是什么。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者,一名亲身参与者,一名亲身执行者,一名亲身决策者,每每看到三都、黔南,看到贵州大地城市建设、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等日新月异的变化,内心不断涌动,时时有写些什么的冲动,虽然我的角色只在一个县一个民族贫困县,但他却折射出了黔南、贵州变化的一个缩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讲到的:贵州取得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

  同时,县长这个尴尬的角色让我有了写的想法。县长在一个县不能像县委书记那样,在一个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有思路有想法都可以按照你的思路想法去做,以体现你人生的价值,而县长就不能,在县政府你虽然是一把手,可在县委你却是副书记,是二把手,你纵有再多的思路再好的想法,只能把你的思路你的想法变成县委的思路县委的想法,你才能实现,而这个转变的过程本身就是艺术的过程,现实中也是比较困难的过程,也是容易产生矛盾的过程,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个过程?说实在话,你当上这个县长没有谁叫你怎么当怎么去做,一切都是自己去感悟,感悟得深的顺风顺水,感悟得慢的矛盾重重,感悟得差的将碰得头破血流。我在想,能不能把自己在实践中的感悟写出来,让经历过的人不断总结,没有经历过的人少走弯路呢?于是就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独家专访《县长这个官》作者张加春:用行动记录时代

  “县长”这官虽小,但责任确实重大
  刘学文:今年正逢老山、者阴山作战35周年,当年,您作为一名热血青年,扛着枪走向战场,难忘的军旅生涯对你的人生之路有什么影响?
  张加春:一生中能够有机会当兵,当兵后能够有机会打仗,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完美的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当兵的第二年,我有幸作为主攻连的一员参加了者阴山自卫还击拔点作战,今年是“两山”作战即老山、者阴山作战胜利35周年,35年前的4月,正值木棉花盛开的时候,那场战斗在云南边境打响了。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磨练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顽强的韧劲和执着的精神。这是我在部队最大的收获。
  刘学文: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又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当年你当选县长的那一刻,内心是什么感受?
  张加春:2006年8月,一个巨大的人生考验和挑战,在等着我。这是我从一个打工仔到一个军人再到一个记者之后又一个人生驿站,这个驿站是我的故乡,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忐忑、紧张,兴奋……人生的脚步,从来不曾告诉你它的下一站该落在什么地方,只有不停地行走,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刘学文:对于县长这个角色,你是如何理解的?
  张加春:县长真是个官吗?有时候我在反问自己。说县长是个官真的就是一个官,说县长不是个官,真的又有点不是个官。
  县长,在京城人看来是一个跑腿的,在省城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处级办事的,在市州一级的人看来是一方诸侯,然而在县一级人看来却是个父母官。而作为一县之长,个人看来就是搞服务的,通俗地说就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古时候,把县令(相当于现在县长一级的地方官员)看作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要说县长是个官,也就是最小的一个官了,要不怎么说是芝麻官呢?不过,这官虽小,但责任确实重大。
  “中国最累的官员,可能就是县长了”
  刘学文:你任职县长的7年,正值贵州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七年中,你认为三都有什么变化?
  张加春:作为最基层的政权,县(市、区)一级政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超乎想象。一个县(市、区)基本上就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尤其是县一级,直接面对广大的农村:县域经济寻求更大发展,“三农”难题急需得到破解,脱贫瓶颈亟待突破,生态现实必须面对。在以山区为主要地形特征的西部,千山万壑呈现出来的沟通艰难,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之殚精竭虑,力求改变交通落后的面貌。特别是县长,这种迫切显得最为明显。
  就贵州省而言,当2007年描绘出到2020年以前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的蓝图的时候,人们的渴望被放大,人们的激情也得到了空前激发。是的,当落后和贫困成为一个地区的代名词,生活于斯的人们会琢磨出许多办法来解脱桎梏,尤其是交通的桎梏。所幸的是,贵州人一张蓝图绘到底,于2015年底提前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的梦想。贵州的这个力度,在全国来说令人瞩目,因为到2015年底,全国仅有9个省市用高速公路把所有的县连接起来,因此贵州的这一巨变是破天荒的,“百鸟不飞”的境况一下子变成了“高速平原”。在交通的引领下,产业园区建设有成效了,区域经济发展上来了,城镇变大变美了,旅游井喷出现了,群众的幸福指数高了,而外界给贵州贴上的贫困标签也渐渐被撕下。这是一份来自自身内力的自信,它让人们看到,贵州的干部、贵州的群众并不是懒惰的代名词,只要想干事、肯干事、干成事,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
  所幸的是,我在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任职县长的时候就经历了这种巨变的过程。如果说高速公路给贵州带来的是一种灵魂式的触动,那么高速铁路网络的不断延伸,则把贵州人的想象空间扩展到最大——世界是变化着的,只要你参与、你留心,它是属于你的。三都的交通现状在最近几年得到彻底改写——高速公路通过了,高速铁路通过了。“两高”带来的惊喜变化,成为三都人的丰富谈资,也成为三都人发奋努力的一个激励因子。我出生、成长于三都,我知道封闭和落后意味着什么,所以在任职期间,尽管我不遗余力地为改变家乡面貌而不懈工作,但从整个历史的脉络上来看,我的付出仍是很微小的。我知道,照亮贯穿三都的那条都柳江的灯盏,有一盏有我的身影。要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彻底改变若干年来就已形成的一种惯性速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同一列奔驰的火车,你要想通过一个简单的刹车动作就把车子停下来,结果只有两个字:颠覆。所以,凡事必须循序渐进,才会使事物的发展沿着自己的规律发生变化。这个“渐进”是慢中有快,它告诉人们事物发展是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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